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为何解散湘军，主动放弃手中军权，难道是害怕功高震主，受到清廷猜忌？其实清廷只是曾国藩名义上的主子。曾国藩不是主动解散湘军以求自保，而是规规矩矩按照给定的西方魔鬼剧本唱戏。

  从曾国藩湘军到李鸿章淮军以及其打造的北洋水师，再到袁世凯训练的北洋陆军，幕后主子收买扶植棋子的同时，又时刻提防棋子做大势力，所以让军权从始至终保持“流动性”。幕后绝对操控前台，就像近百年来那个阴谋团伙通过“民主”这种击鼓传花的鬼把戏，来窃取各国主权一样。

  李鸿章重金打造的北洋海军水师炮口“对外”，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被东洋倭寇彻底摧毁。袁世凯训练的新式北洋陆军枪口“对内”，1912年以武力胁迫的方式让清廷退出历史舞台。什嘛变法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切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剧本，北洋、东洋与西洋，三洋本是一伙的。李老贼打造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如果不一败涂地，它就不能到西洋主子那里去领赏。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必须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上演复辟称帝那场闹剧。唯如此“献身”，袁世凯才能和幕后主子做切割，让辛亥革命的幕后操盘者悄然隐退。另外，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是中国舞台上必须上演的两个剧目，为十年后蒋光头登台唱戏做铺垫。民国已成立，假如没有“封建残余”，怎么好发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

  军权再从袁大头过渡到蒋光头，国号不敢更改，但蒋光头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人自居，蒋记买办政权打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号建立起来，如此纯粹“民国”，外表光鲜，更能欺骗民众。

  虽然蒋光头前后数次纳投名状，但幕后老板还是担心蒋光头反客为主，做大势力后不听使唤，一边扶植，一边敲打，应该如此解读29年—30年爆发的蒋李冯阎新军阀大混战，而不是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后，大小军阀之间争权夺利，抢夺地盘。

  幕后老板把蒋光头推到前台掌权，是想让它来维持买办统治秩序的。如蒋光头不称职，不能维持国内秩序，恨铁不成钢，当然要受到幕后老板的惩罚，其表现形式就是各大实力派割据一方，举起反蒋旗号，搞内部分裂（犹如民主鼓吹三权分立，相互制约），架空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颠覆国家的统一性。或是东洋倭寇入侵中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然而蒋光头遭受这些内忧外患，只是“因变量”，自变量却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与壮大，冲破了买办统治秩序，让蒋光头的幕后老板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拿蒋光头出出气。

  蒋光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受“内忧”与“外患”，蒋光头抛出的应对策略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务必从台前追溯到幕后，透过棋子之言行举止，看清导演和剧本，从中体会出如今美国鬼子打王八拳的固有套路，因为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自始至终只是“同一个”。

  在整个十年内战（土地革命战争）与八年抗战过程中，看似杂乱无章的零散事件，却可以理出一个线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汪精卫从国外“适时”归来，4月5日与陈独秀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精诚团结，不受噪音干扰，把国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又嚷嚷“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宁汉分裂，这是蒋汪一生合唱的第二场双簧，让革命者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先稳住一部分革命力量，从而让反动势力得以渐次、分区域扑灭革命势头。

  宁汉分裂，蒋汪翻脸，演戏必须演全套，这场戏不得不接茬唱下去，否则不让人们看出了破绽？于是武汉国民政府派出唐生智、张发奎两路讨蒋东征军沿江而下，摆出干掉南京国民政府的姿态。这时南昌起义爆发了，张发奎没有面子倒是小事，关键让汪精卫灰头土脸，受到攻击。唐生智似乎不受南昌起义的影响，继续东征，后来又被李宗仁击溃，所以桂系顺势掌控了两湖地区。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何应钦27年8月逼迫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算是化解了汪精卫的心结，因为一年前爆发中山舰事件时，汪精卫受蒋挤兑，被迫撂挑子，出国考察学习去了。

  本来依靠唐生智、张发奎两条腿走路，哪知被南昌起义废了一条腿，武汉一方估算一下，凭借武力打不过南京政府，只能求和了。南昌起义在汪精卫背后开一枪，让汪精卫背上防共不积极的罪名，元老不依不饶，汪只得自劾下野。

  宁汉分裂本是一场大戏，赶跑了蒋与汪，高层的与们大都解套了，不用再涂脂抹粉、咿咿呀呀接茬唱戏了，所以宁汉合流了。

  但实力派军阀之间还要继续唱戏。宁汉合流后，受到奚落和攻击而被边缘化的汪精卫不服输，于9月21日返回武汉。在汪精卫默许下，唐生智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于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唐生智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唐生智失败而收场。

  以宁汉合流为坐标系原点，之前汪精卫发起东征，是从“左”向“右”发起进攻，以蒋汪内斗来引诱革命力量暴露，从而在湘鄂赣集结发动起义。宁汉合流后，敌人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开始从“右”向“左”攻击，具体表现为桂系西征讨伐唐生智，攻入两湖，以收编唐生智的势力打掩护，主要是围剿湘赣秋收起义、井冈山红色割据政权和湘南暴动的革命力量。

  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这个弯子是如何拐过来的？桂系联合何应钦逼迫蒋介石下野，作用很大，但南昌起义也成了催化剂。本来武汉政府以正统自居，汪精卫感觉自己占着理，又估量自己实力还行，有打败蒋介石的希望。没想到汪精卫派出两路东征军，让南昌起义给直接废了一路，还因南昌起义在背后开了一枪而受到讥笑和攻击。既打不过，又输了理，武汉一方原本就被包围，又多次被南京一方挖墙脚，被逼走投无路，只有主动向南京方面靠拢了。

  再看秋收起义爆发的真实背景。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递交的“指示信”，已有分共想法的汪精卫6月10日与冯玉祥在郑州会面，以河南为筹码，以换取冯玉祥支持汪精卫讨蒋。达成共识后，汪精卫放弃北伐，授意唐生智折返，东征蒋介石。蒋介石6月20日在徐州会见冯玉祥，用金援把冯玉祥拉了过去，冯敦促汪与蒋合作，先分共，再共同北伐。

  汪精卫放弃北伐大业，且在7月15日下决心分共后，正式下令派出唐生智、张发奎两路大军东征蒋介石。这个精巧的布局，就是引诱革命力量从潜伏状态下暴露出来，集结发动起义。马日事变时，不是有十万农军向长沙集结攻打许克祥吗，后来被陈独秀叫停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汪内斗，汪精卫发动东征，就是想引诱潜伏的革命力量暴露出来。

  马日事变，甩锅给中下层军官来背，汪精卫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假如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而不东征蒋介石，因为北伐是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革命事业，你怎么能不识大体，搞同室操戈，怎么好意思在汪精卫的地盘上发动起义？

  假如汪精卫不分共，双方继续合作，在此背景下东征蒋介石，如此东征名正而言顺，必能一呼百应，因为蒋介石背叛国民大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高举义旗，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人家发誓为你报仇，你就更不好意思在汪精卫的地盘上发动起义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汪精卫不过是一枚受操控的棋子，它绝对不敢在不分共的前提下东征蒋介石，如果真那样做，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恐怕就保不住了。

  而汪精卫先放弃北伐大业，又与分道扬镳，在此背景下，一心一意东征蒋介石，那么这只是汪蒋之间的内斗，争夺最高权力而已。汪精卫东征，给蒋定的罪名就是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分裂。如唐生智在1927年8月9日通电讨蒋，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假之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

  发动起义，须要名正言顺，蒋介石背叛革命，而汪精卫徇私废公，忙于与蒋私斗，“道义”这一条有了。湘赣两省革命基础雄厚，工农运动开展得好，再加上汪精卫调集大军东征蒋介石，两湖地区防备必空虚，有机可乘，似乎发动秋收起义的软、硬条件都成熟了。

  敌人下先手棋，以蒋汪内斗打掩护，在湖南长沙设下埋伏圈，先从左向右攻，再从右向左攻，精巧布局，几乎天衣无缝，难以看出破绽。看透敌人的布局，那么秋收起义是必然失败的，但保留了革命火种，且在井冈山为中国革命事业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敌人万万没想到的。

  为何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就匆忙举行南昌起义？知道即将举行湘赣秋收起义，为何舍近求远，要南下广东？秋收起义本来计划在湖南全省实施总暴动，然后集结力量攻打长沙。后来决定弱缩小暴动范围，只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在反动势力强大时，革命力量应该潜伏起来。但一只游击小分队游走在湘南，在极左思潮支配下发起暴动，先胜而后败。

  张发奎一路追击南昌起义的南下部队，顺势占领了广州。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事变，欲凭借武力统一两广，接着与李济深和桂系打成一团。军阀如此内斗，还是在演戏，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很快遭遇失败。

  再看29年三月爆发的蒋桂之战。李宗仁29年为何反蒋？恰似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臭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是棋子，小棋子出面帮助帮幕后老板出出气而已。说直白一点，蒋光头复出后，井冈山红色革命不力，老板很生气，那么蒋光头的位子就不太稳了。

  28年通过内线，前后两次派出特派员上山干扰，分别造成革命根据地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但很快就恢复元气。湘赣两省联军数次进剿会剿，却不能扑灭井冈山的革命事业，根据地建设开展得红红火火，到了28年底彭大将军率红五军加入，井冈山红色割据政权更加巩固。

  面对湘赣两省会剿，红军其实是集中兵力，利用游击战术歼灭江西两只“杨”，湖南方面似乎出工不出力。李宗仁于29年2月驱赶亲蒋的鲁涤平，换上何健担任湖南省主席，据说这是蒋桂之间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从前台追溯到幕后，爆发蒋桂冲突的最终的原因是扑灭井冈山革命不彻底，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于29年1月中旬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发，得以保存大部分革命力量，随后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有一段话：“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设想一下，如果二月来信及时传达到红四军并得到贯彻执行，那么蒋桂战争确实不会爆发。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线版，企图把红军从闽西引诱到赣南，然后予以。

  大余县城受挫，圳下村失利，二月来信错误估量时局，刘安恭捣乱搅局，中国革命事业破除干扰，在曲折中锻炼成长。

  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总结了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强调组织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建设红色政权的重要性。30年中国革命事业蓄势待发，迎来一个转折点。

  读懂古田会议精神，须了解古田会议召开的背景，应该认线月写给的回信。与错误思想做斗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防微杜渐。《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1929年8月张学良主动发起挑衅，与苏俄爆发武装冲突，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致信中央，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得到李立三的积极响应。在“武装保卫苏联”的主导下，制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要在大城市举行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从事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红军要集结起来，攻占大城市，扩大苏区。

  中东路事件是敌人精心策划的，其历史背景就是蒋介石在29年红色革命不顺，开始搞阴谋诡计了。

  “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不切实际，破坏至少是干扰了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正确土地革命路线。蒋介石一边攻击抹黑，一边给自己脸上贴金，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离间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红色革命营造舆论氛围。

  蒋桂战争后，紧接着爆发了蒋冯之间的冲突。由于大革命期间冯玉祥接受过苏俄的资助，被贴上亲苏俄标签，实则与李宗仁、阎锡山、蒋介石等新军阀是一类货色，都是两面人。但敌人充分的利用冯玉祥身上的亲苏标签，所以29年爆发的蒋冯之争与中东路事件前后搅乎在一起。

  从蒋冯战争升级到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前台唱主角，联手反蒋，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居幕后给以鼎力支持。而联俄联共后的高举国民革命旗号，整体上是亲苏的，一直攻击汪精卫有亲苏嫌疑，所以当红军首次攻打长沙，蒋介石说汪精卫是幕后主使。不难看出，中原大战虽是新军阀混战，但背后有蒋汪权位之争的因素，发生在“中东路事件”之后，自然也夹杂着中苏利益之争，以及亲苏亲美之间的路线之争。但是必须看明白，所有这些之争，都是伪装出来的表象。

  孙中山不是联俄联共吗？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在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老蒋拜把兄弟29年折腾出中东路事件，由升级到反苏。敌人划出楚河汉界，界限分明，两边各自归队。

  29年蒋桂战争到底是真刀真枪地打，还是假打假闹？当然两派新军阀要在某些战场打点小仗，伤亡一些基层士兵，是必然的，对于操盘的幕后老板来说，连眼都不眨一下，根本不值得怜惜。另外，大戏如果演得不逼真，容易被人看出破绽。但蒋桂之间也不能真打，如果来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则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而蒋光头主要是通过金钱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桂系，可知蒋桂战争确实是在按照剧本演戏。

  李宗仁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蒋桂战争主要是幕后老板给前台棋子施以颜色，敲打的成分居多。风风光光为蒋介石在上海举办一场世纪婚礼，蒋复出后却不能迅速扑灭革命火种，幕后老板很生气。而随后爆发的蒋冯战争乃至中原大战呢？就不是敲打那么简单了。

  30年爆发中原大战，看似冯阎李等实力派军阀联合起来挑战蒋介石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但最大的目的不是敲打蒋介石，而是前台棋子联袂演戏，在长沙设下连环陷阱，诱使革命力量上当。

  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力革命路线在中国行不通，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登上井冈山，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路线，那就是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发动群众，不断积蓄力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27年到29年，这条正确的革命路线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星火燎原，严重冲击了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买办统治秩序，敌人当然也在思考破解之策。

  回到29年，如果只爆发中东路事件，不顺势抛出“武装保卫苏联”那个错误口号，那么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在敌人的全盘谋划中，从中东路事件到武装保卫苏联，是一条线年新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战争的成分不到5%，演戏的过程约占95%，主要是蒋介石搞分化与收买，中原大战虽然持续了六七个月，但算不上同室操戈，不会真正降低反动势力的整体战斗力。

  而要破坏从井冈山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改弦更张，出台所谓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必须鼓吹中国革命形势高潮的到来。那只黑手很大，无孔不入，导演中原大战这出戏，是在做铺垫，更是设下圈套，让潜伏在城市中的革命力量充分暴露，集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去进攻大城市。

  毛主席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1928年10月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对于不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以及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的疑问，毛主席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这种悲观论调的根源在于，“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文章末尾用了一组排比句，预测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主席的著作让敌人心惊胆寒，同时也给敌人带来了启发。策划中原大战，凸显军阀之间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然后以此为铺垫，才好营造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舆论氛围，从而改弦更张，制定左倾冒险路线，鼓吹“攻打长沙，占领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30年红军前后两次攻打长沙，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敌人设下连环圈套，张网以待。

  对于左倾冒险路线，毛主席不好公然违抗命令，长途奔袭，带领红军做出围攻南昌城的样子，但到了城下只向城里放了空枪，以纪念南昌起义爆发三周年，然后撤围。彭大将军统领的红三军团短期内迅速扩编到近两万人，认真执行命令去攻打长沙，打赢了，却守不住长沙城，被迫撤出。

  其实湖南省主席何健带领湘军主力南下攻打桂系，造成长沙城守备空虚，乃有意为之。先让红三军团打下长沙，初步尝到甜头，开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下省会大城市的成功范例。随后让红三军团几乎全身而退，因为在长沙围歼红三军团不是根本目的。然后呢，红一与红三两个军团于8月23日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统一行动，执行二次攻打长沙的命令。

  危急时刻，还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及时果断止损，红军撤退到株洲，避实就虚，制定了攻占江西吉安的战略方针。不久遇到了传达中央指令的周以栗，他要求红一方面军折返，再度攻打长沙。

  2001年911事件爆发，小布什随后在阿富汗发动持续多年的反恐战争。许多买办文人鼓吹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恐上，让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持此观点的人，非蠢即坏，须知美军侵入阿富汗，真正目标就是锁定东方大国。对于中原大战与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决不是军阀混战，同室操戈，窝内斗，给红军创造了攻打长沙的大好机会。

  两次攻打长沙期间，合编组建红一方面军，时间岂是凑巧，执行谁的命令合编的？为何判断彭大将军不是敌人在长沙设伏围猎的目标，当红军主力果断撤退到江西后，杨同志被捕就义。在蒋介石30年底对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前，发生福田事变，伪造一封信挑拨离间。发现没，怒气发泄到一个人身上。

  秋收起义是谁领导的，那次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路上就失败了，难道不想复仇？并且还有彭大将军先试验一次，发现打下长沙也不太难嘛。

  立三路线还不够左吗，为何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两次攻打长沙，本是个圈套，然而红军最终躲过一劫。中原大战虽然是按照剧本演戏，但调兵遣将，相互攻防，布置场景，各方唇枪舌剑，各路媒体维持炒热的气氛不冷场，也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演戏，演得天昏地黑，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太泄气了。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据说造成全国震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加深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汪精卫通电全国，指责蒋介石“纵容共党”；蒋介石则向各国使节通报，“攻打长沙，系受汪精卫之指使”；长沙士绅把矛头指向何键，“只顾保全自己实力，引军退走”。几方棋子如此默契配合，就是想引诱红军主力二次攻打长沙。

  当红军10月初攻占吉安，然后又连续打下十几个县，即宣告敌人的阴谋全盘落空，很快中原大战就以蒋介石获胜而宣告结束了。观众已经散场了，台上演员再搞自我陶醉式的表演，还有什么劲呢？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发表通电拥蒋，注意这个日期，一年后东洋倭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难道是巧合？但此处却是要提醒，张学良这时率军入关撑蒋，是想加快演戏的节奏，提醒领衔主演们不要入戏太深，该走出来了，因为红军主力放弃攻打长沙而撤退到了株洲。

  在长沙设伏消灭红军主力的计划落空，中原大战算是白忙活了，白演了一场戏，蒋介石又羞又恼，悔恨交加，很快调动十万军队围剿苏区。从外面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启用内线搞破坏，内外夹攻。打AB团，肃反扩大化，乃至激发福田事变，伪造信件，制造分裂，幸好彭大将军识破阴谋。

  表面上是临时约法之争，蒋介石挟中原大战胜利之威，企图凭借手中军权摆脱胡汉民的以党统政模式。其实是蒋介石没有完成幕后老板交付的任务，授意胡汉民出面来阻止蒋介石登顶。蒋胡之争，以蒋介石粗暴扣押胡汉民而收场，看似赢了，却是捅了马蜂窝。但是幕后老板能点石成金，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老蒋如能在围剿苏区的战场上转败为胜，所谓马蜂窝，却能迅速转变为奖赏老蒋的蜂蜜。

  毛主席领导红军反第二次围剿，打得酣畅淋漓，十五日内连打了5个大胜仗，从赣南一直打到闽西，横扫700里，“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二次围剿苏区失败后，31年5月宁粤对峙，还是延续类似的逻辑。广东实力派军阀陈济棠声援胡汉民，讨伐蒋介石，意味着幕后老板对蒋的敲打升级了。

  此外，广东军阀举起反蒋旗号，也是给红军释放烟幕弹，以内斗打掩护，如瞅准机会，陈济棠必在红军背后放冷枪。

  三次围剿苏区失败后，幕后老板怒不可遏，授意东洋倭寇入场，发动九一八事变，既是敲打，也是支援。张学良在一年前的九一八这天入关挺蒋，东洋倭寇在九一八这天侵占东北，也是在挺蒋。但那时的买办媒体必定营造舆论，说什么国家不统一，分裂内斗，招致外敌入侵，把黑锅甩给领导的革命力量。

  幕后老板花费巨大代价把蒋介石扶植上台掌权，资本家投资蒋介石必追求高回报率，所以对蒋要求太苛刻，那急切的心态溢于言表，恨铁不成钢。就像为一个亏损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第一年就要求扭亏为盈，性子太急，过于操切。而蒋光头心浮气躁，器量狭小，本来就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完不成任务就敲打它，不停敲打，反复敲打，让蒋焦头烂额，更加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这样一对主子奴才搭配，怎能不一败再败，乃至一败涂地，失败是必然的归宿。

  立三左倾冒险路线受到批判，在米夫的操纵下，鼓吹“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王明攫取了实权。所谓“更加”，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要推行更左更冒险的进攻路线。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领导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扩大红色根据地，壮大了中国革命力量，却在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被批判为“狭隘经验论”。

  一年前擅自行动，不执行命令，不攻打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对中国革命事业立下再大功劳都没有用。一年前的旧账还没有算，竟然变本加厉，又向蒋介石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三把盐，“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赣南会议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几天后中华苏维埃成立，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须读懂这个操作背后潜藏的意思。而倭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这分明是在与中华苏维埃打擂台，而且中华苏维埃主席已被敌人重点盯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前面已经讲到，倭寇入侵东北后，那时营造的社会舆论必抹黑攻击工农革命，鼓噪国家分裂招致倭寇入侵，把黑锅甩给红色革命力量。之前的井冈山割据政权就非常好，低调务实，不慕虚名，九一八事变后，又被反动政权包围，何必搞那么大的名号？而赣南会议后很快成立中华苏维埃，老人家又当选为苏维埃主席，谁在操盘。几个月后东洋倭寇成立伪满洲国，正是在打擂台。此情此景，就像孙权劝进曹操。

  倭寇侵犯大明海疆，从那时起，东洋倭寇国就被秘密操控了。倭寇国是西方利益+阴谋集团为了侵略亚洲大陆而打造的一枚暗桩，倭寇是黑老大，蒋光头是黑老二，殊途同归，一条黑线上的两个蚂蚱。

  如果蒋介石能够维持在中国的买办统治秩序，不需要黑老大入场。而蒋介石是捧不起来的阿斗，连续三次围剿苏区，都无功而返，还损兵折将，幕后老板怒不可遏，给蒋介石施以颜色，应该如此解读九一八事变。老板惩罚马仔，能反抗吗？所以蒋介石对东北军发布不抵抗命令。与之类似，小布什在伊拉克开记者会时被扔鞋，能严惩那个扔鞋的记者吗？打狗得看主人面，小布什没那个胆子。

  红军反蒋，本是正义的革命事业，但在某些人看来，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那是挖蒋记中华民国的墙脚。东洋倭寇敲打蒋介石，直接撬走一块领土，成立伪满洲国，所以断定东洋倭寇与红军在打擂台。

  蒋光头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从台前追溯到幕后，看清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才能读懂“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三次围剿均告失败，然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务必看清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九一八事变给王明等人提供了主观发挥的空间，故意歪曲东洋倭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用意，说什么日本占领满洲是进攻苏联的危险步骤，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又一次嚷嚷“武装保卫苏联”，鼓吹进攻路线，让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扩大苏区，攻打大城市，从而为两月后召开赣南会议定下调子。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介石宣布暂缓“讨粤”和“剿共”，并派人与粤方谈判。蒋介石最擅长作秀，摆出了很高的姿态。

  似乎红军不依不饶，在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攻打大城市，猛烈扩大苏区。因为临时中央做出指示：日寇侵占东北，下一步就要进攻苏联，要求红军扩大苏区，消灭反动派势力，就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

  赣南会议之后，红军32年初执行攻打赣州的命令，东洋倭寇却瞅准机会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两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而名义上呢，中国分裂内斗，让东洋倭寇乘虚而入，所谓“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看清没有，红军攻打赣州与倭寇发动一二八事变同步，如此操作，又是在甩黑锅。

  红军32年1月10下达训令，要求做好攻打赣州的准备，被剥夺军权的毛主席反对无效。红军2月6日抵达赣州城外，发起进攻。久攻不克，腹背受敌，损兵折将，3月7日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撤退。期间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似乎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丢失东北形成鲜明对比。

  蒋汪和解，联袂复出，二贼商量好了，红军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攻打赣州，不识大体，不顾全大局，干扰了军队在上海正面战场的抗战，所以国民政府从此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吃了败仗，还被抹黑，里外不讨好，所以说红军攻打赣州，是往陷阱里跳。

  一二八事变平息后，蒋介石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围剿红军，用心险恶。

  十九路军33年参与了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五次围剿时发生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抗日反蒋革命政府。须注意，十九路军反蒋与抗日是假，福建事变与后面的西安事变一样，都是阴谋。

  与31年宁粤对峙稍有不同，十九路军34年初发动福建事变，随后向红军伸出橄榄枝，呼吁联合反蒋抗日，主要不是要与蒋联手设下伏击圈，引诱红军掉入陷阱中，而是接着打认知作战，以污名化红军。成立中华苏维埃，攻打赣州，福建事变时拒绝与十九路军搞实质性联合，是一条线下来的。

  试想，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捧红了，红得发紫，如今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号，在博古主导下，红军却不愿与十九路军搞实质性联合，道不同不相为谋，让人们觉得红军反蒋是真，呼吁抗战为“虚”，且反蒋抗战的根本目的是“武装保卫苏联”。而对蒋介石和日本鬼子来说，与反苏是密不可分的。此外，蒋倭相争，让蒋介石调转枪口对外，谁得利呢？

  冯玉祥在大革命期间曾接受过苏俄资助，都知道他因赤化而亲苏。冯玉祥34年发动长城抗战，冯系人马吉鸿昌、宋哲元等在华北打出抗战旗号，到底有几分真心？

  毛主席那时虽然没有识破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合唱双簧，但为了策应福建事变，主张红军跳到外线作战，向赣浙皖苏进军。如果此建议得到采纳并执行，红军必然能够打破第五次围剿。

  在长沙与赣州设伏，均被化解掉了，32年初短暂取得了部分军事指挥权，4月打下福建漳州，同样还是无功而有过。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火力全开，批判升级，由赣南会议的“狭隘经验论”上升到宁都会议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彻底靠边站，“连鬼都不上门”。

  顾顺章叛变，王明赴苏，留下一个“临时”班底，再从共产国际派来一个洋军事顾问。临时与顾问搭配，做好铺垫，以后如果漏出破绽，也可以甩黑锅。

  提示一下，蒋介石一生与汪精卫合唱三场双簧，都是搞阴谋诡计，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又很快复出，同样是在搞阴谋诡计。

  经过九一八和一二八两次事变，下野又复出，就像重新再启动电脑，蒋介石的软件系统升级了，网络四通八达，它在酝酿新的围剿计划。从32年开始，先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33年初再派出重兵围剿中央苏区。

  为何先易后难，而不是先难后易，倒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间隔一段时间，冷冷场，主要为了避嫌。毛主席31年领导红军反围剿，均能获胜，一靠边站就失败，红军将士觉醒了，聚拢过来，齐声拥戴，该怎么办？古田会议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更应该从下面寻找原因，领袖的权威来自将士们自下而上的拥戴。

  82年英国与阿根廷爆发马岛海战，84年撒切尔挟马岛海战胜利之威来与东大交涉香港问题，前后间隔差不多两年。间隔时间长了，比如74年爆发马岛海战，84年撒切尔访华，经过时间冲刷，所谓海战胜利之威已经淡化了，撒切尔来中国也就没了底气。时间间隔太短也不行，如果打完马岛海战以后，撒切尔急匆匆开启访华之行，目的太明显，容易让人们看出“做作”的痕迹。God save me! 老天爷呀，英阿马岛海战原来是人工雕琢出来的艺术品！五次反围剿也是，倒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经过人工雕琢。对于重启蒋介石那台电脑，升级软件系统，应该这么去理解。

  四次围剿失败，五次获胜。蒋介石32年围剿鄂豫皖苏区，也是先败后胜。试想，曾中生领导鄂豫皖红军时总是打胜仗，张国焘31年受命去鄂豫皖夺权，如果不打一次胜仗，脸往哪里搁，如何能服众，以后还怎么统兵？

  遵义会议后指挥打第一仗，土城战役其实是设下圈套，遭遇失败是必然的。博古却挖苦：“看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行嘛”。二渡赤水后，林虎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也是圈套。与张国焘会师后，重新排列组合，分左右路军，还是圈套。长征路上，那真是“山高路远坑深”，不情愿交出军权。“长征不是难堪日”，指的就是林虎鼓噪弓弦弓背，力挺彭大将军出来指挥。

  直罗镇战役大胜，红军东征阎锡山，从此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再加上降伏了张国焘，克服内部破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让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然后呢，西安事变爆发了。

  真正读懂了“攘外必先安内”，看明白蒋、倭殊途同归，大概能看清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合作，是一场阴谋，妄图通过“攘外”以实现“安内”。总之，蒋介石的枪口无论朝向“内”，还是朝向“外”，目的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这个“安内”，是要打引号的，即扑灭中国革命事业，恢复买办统治秩序。

  大敌当前，救亡图存压倒阶级矛盾，于是王明像只变色龙，一下从“左倾冒险主义”转向“右倾投降主义”，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年发表八一宣言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王明37年到了武汉，蒋介石毕恭毕敬，待之如上宾。

  1938年3月，任弼时亲赴苏联汇报工作，不久王稼祥带回口信。在9月—11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独立自主的全面抗战路线战胜了王明鼓吹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此全面抗战，就是十年土地革命的2.0版，足以让内外敌人心惊胆寒。正确抗战路线一旦确立，就把许多人打回了原形，撕掉了伪装。

  如38年12月10日，张君劢发表致毛主席公开信，要求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

  汪精卫12月19年叛逃到河内，26日发表艳电，要求蒋介石呼应近卫声明，承认伪满，与日本共同防共。

  38年倭寇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据说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倭寇调转枪口，回师华北，实施大扫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抗战根据地，一点点蚕食日本的侵华果实。而汪精卫在南京筹建汪伪政权，主要目标是锁定新四军，帮东洋倭寇看场子。

  12月24日美国某研究会发表相关声明：自武汉失陷后，日本无力继续作战，故亟盼和平。英国有劝说中国议和之可能，美国大致支持英国的主张。

  上面列举这些，都不过是“因变量”，“自变量”却是毛主席在38年真正确立了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斯大林揭露米夫的实际身份，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一次神奇的助攻。众星捧月，捧得越高，摔得越狠。王明被边缘化，“溶共”计划落空，东洋倭寇把主要兵力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反苏，助纣为虐。

  大车不方便转弯，蒋介石站在它那个位子上，不好耍川剧变脸，不能来一个180°急转弯，必须继续举起抗战的旗号。这次轮到蒋介石翻脸，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了。

  蒋介石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抗战，交战双方演戏的成分约占85%。倭寇点到为止，军一击必溃，急匆匆跑到大西南，主要是保存实力。抗战进入所谓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也不能公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进攻，只能找借口制造摩擦，扮演“顽”这一个角色。但大批蒋介石的部队投入汪精卫的伪军，换身军装，就不受拘束了。

  要牢记，在甲午海战中，北洋、东洋与西洋这三“洋”是一伙的；更要看清，在抗战时期，倭、伪、顽也是一伙的。汪精卫是大号汉奸，蒋介石更是罪大恶极，却被幕后老板包装成抗战领袖。

  幕后老板授意东洋倭寇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是为了与蒋介石做配合，“正面攻打+背后伏击”中国革命力量，还有一个目的，是通过抗战进一步包装蒋记买办国民政府，让“民国”深深打上“反帝”的烙印。

  20年代爆发的国民大革命以北洋军阀为革命对象，虽然北洋各派系军阀背后都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那场革命号称反帝反封建，但主要落在反封建上，“反帝”的特征不明显。28年北伐军进入山东，东洋倭寇悍然发动济南惨案，逼迫蒋介石绕道走，“反帝”名存实亡。蒋介石28年从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也没能废除不平等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了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虽然是个骗局，因为各条线上的代理人已培养好，秘密操控已经细致入微，但足以欺骗日本国民。

  总是以革命者自居的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赢得胜利，幕后老板必按照类似套路包装蒋介石，把它吹捧成民族英雄，鼓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废约，不过走个形式。然而三年解放战争节奏太快，幕后老板准备的剧本最终没有派上用场。